《索羅斯與泰國金融危機》
--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
第三節 獨自飄零
1945年秋天,喬治·索羅斯回到了學校。戰爭結束了,猶太人和非猶大人不再分成兩
個班級。喬治15歲了,他喜歡別的經歷了納粹創傷的同學,他們早熟了。那個創傷在許多
同學身上還很明顯。坡·特泰尼回憶說:“班里的紀律令人恐怖。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小手
槍,帶著它上課,有支槍是好事,它使我們顯得成熟。但這非常幼稚。”
洛拔島的居民,包括喬治和他的家庭,于1945年春天來到了洛拔島——戰后的初次回
訪。他們互講戰時故事,重述他們如何努力生存,談論近期的計劃,而這些計劃與他們所設
想的戰后匈牙利可能發生的事緊緊相連。
他們無不思索一個苦惱的問題:
一個人應離開祖國嗎?
躲過了納粹的屠刀,匈牙利人惡夢初醒。
然而,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。
索羅斯一家的朋友充滿希望,急于相信一切都會變好,另一些人則懷疑,冷嘲熱諷。他
們只要還能拿到護用,就隨時準備卷起鋪蓋離開。
喬治·索羅斯屬于后一類人。他感到,是離開匈牙利向西遠征的時候了。
1947年秋天,還在索羅斯17歲時,他便只身離開了祖國。他的哥哥保羅因急于完成他
的工程課程,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。喬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爾尼,爾后馬上去了倫敦,一
個聽起來對青少年頗富吸引力的地方。多虧他的父親,喬治才有足夠的錢旅行。但在那里當
他的父親給他的供應不濟時,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。他只能依靠嬸嬸,她已在佛羅里達
安頓下來。盡管英國應該能力索羅斯安頓一個幸福的生活,但他的錢太拈據,伙伴太少,不
能享用這個城市提供給他的東西。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難的小插曲之一。他孤獨,實際上已
心灰意冷。然而,他仍努力在黑暗中發現光明。坐在倫敦的一個咖啡館里,他半帶幽默地思
量:
“我在這里,已舉步維艱。那不是一種奇妙的感受嗎?只有一條路可走了!
當然,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。一個18歲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,期待
著他的好運降臨。他在倫敦玫箋區的一個名叫夸哥林諾的飯店里當侍者。那是一個貴族和電
影明星用餐、跳舞的地方。有時,當他的現錢用光后,就只能吃一些臭魚爛蝦了。數年后,
他回想起當時他甚至羨慕一只貓,因為它有沙丁魚吃,而他沒有。
臨時工作完了還是臨時工作。
1948年夏天,他作為“互助項目”的一部分,轉到了一家農場打工。他當時組織了一
次罷工,使農場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計酬(而在1990年,他成了金融業的縮影)。由于
索羅斯的努力,他和其他雇傭工人得到了較多的收入。在塞夫奧爾克,他收摘蘋果。他也干
過家庭漆匠,以后還常向朋友們吹噓說,自己是一個不錯的畫家。
零工、貧窮、孤獨,事實上無樂趣可言,后來的許多年里,喬治部不能抹去這些可怕的
記憶!拔野堰@些·恐懼端出來一一:并不怎么好。害怕再次觸及、掉人那樣的谷底。有了
一次,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。” |